张忠诚，87岁，国家税务总局原总经济师。

　　我永远记得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

　　这一天，北京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我当时还是原北京市第六中学的一名学生，有幸见证了这一盛事。当毛主席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一刻，广场上沸腾了。那欢声雷动的场面，我久久不能忘怀。

　　1950年3月初，我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7月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税务局第九分局，成为一名税务专管员。1952年，组织又抽调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专业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财政部税务总局，直到1995年退休。

　　从税几十年，我认为，我们的税收事业是随着国家的建设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开始旧貌换新颜。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两步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把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与财政体制改革一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改革。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这次改革也完善了所得税制，开征资源税，还废除了盐税等过时的税种。经过这次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框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改革的步伐在明显加快，税制得到逐步简化和规范，改革的成果有目共睹，我认为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扩大小微企业和初创科技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范围和减税降费这几项。改革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减轻负担或者藏富于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防御风险的能力和韧劲；在于拉动社会消费，助力供给侧改革；在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党中央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决策，它的巨大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赵怀坦，78岁，国家税务总局原所得税管理司司长。

　　我于1965年参加工作，是从税务专管员做起，从事税收工作30多年，对税收很有感情。今天单就税收收入的数字和大家说一说：1965年，我参加工作时，全国一年的工商税收收入是173亿元；1994年，税制改革的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收入是4621亿元；2018年，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137967亿元，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单从组织收入这一项，就说明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税收收入，这可是真金白银呐！70年一路走来，国家钱包鼓起来了，经济社会发展了，军事实力增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

　　2018年全国范围的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涉及范围之广、人员之多、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这次改革之所以很成功，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更是全国百万税务铁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又一次体现。

　　税收发展了，国家富裕了，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国防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量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70年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是可贵的，是值得自豪的。我们作为老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陈联波，80岁，国家税务总局原计划统计司司长。

　　我于1964年厦门大学毕业，随后被分配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一直在税务部门工作了37年，直到2000年退休。

　　从税37年来，我有两点深刻体会：

　　首先，税收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更显示出税收的重要性。税务总局计会处有优良传统，我听老同志回忆说，抗美援朝时期，当时的计会处每天晚上要加班到深夜，把每天全国收多少税统计上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每天都要知道“钱袋子”有多少。

　　其次，税务系统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钢铁队伍。在全体税务干部的共同努力奋斗下，年年完成税收任务，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1998年，是我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正遇上亚洲金融危机，长江、嫩江特大水灾，沿海地区走私严重等问题，国家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相关部门出重拳打击走私，开展专项检查、专案检查。全国税务干部听党的话，讲政治、顾大局，日夜奋战，积极投身工作，保住了国家的“钱袋子”，发挥了税收作为全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压舱石”和“稳压器”的作用。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支税务铁军在关键时刻经受住考验，永远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永贵，81岁，国家税务总局原监察局副局级监察专员。

　　我1956年参军，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从石家庄陆军学院转业来到河北省财政厅税务局，自此在税务系统工作十六载。

　　20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改革实践急需理论支撑。全国上下各条战线思想大解放，学术理论探讨氛围活跃，税收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12月，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税务学会成立，1985年，我被调入中国税务学会任秘书处处长。

　　我是军人出身，转业后主要从事税务理论研究工作，渐渐地向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转变。那时候，税收理论研究和税收改革实践一样，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很多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基础理论、治税思想等都在积极探索中。

　　在学会里，组织科研院所、大学教授、税务干部进行课题调研和学术交流是我的核心工作。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每次学术会议各类材料初稿，都是手写完成。成百份会议通知的信封都是我和秘书处的同事一张张填写，然后去邮局邮寄，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手写的信封，把天南海北的学者们召集到一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重要。1985年，美国洛杉矶税务官首次来我国访问。1990年10月，台湾租税研究会理事长鲍亦荣先生带领的代表团首次来大陆进行税务学术和实务交流，与学会共同举办了第一次海峡两岸税务交流会，这是海峡两岸税务同行的首次聚会。1994年，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成立，我担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

　　如今我离开工作岗位已经有20余年，亲历了祖国70年来的发展变化，对比今昔，我心潮澎湃。特别是在学会工作，我切身感到税收的学问很大，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税务理论水平，为税收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