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短短二十几年,我国交易所上市公司家数,基本接近于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美国市场,但在制度完善性上还有欠账。
当前,通过控制主板指数,控制新股发行价格,倡导价值投资,维持市场相对稳定,是资本市场转型发展期的权宜之计。
对于市场港股化倾向,企业数量多质量低,微观基础性功能不能发挥等问题,应综合内外部环境变化通盘考虑作出政策调整,在总量问题解决后着力提升质量。
资本市场也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重心放到上市公司经营质量提升上来。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沿用的主要还是针对过去社会总需求相对短缺的发展阶段设计的扩张激励性融资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有的已经不完全适用。
例如就像衡量中国经济发展不宜主要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寡一样,资本市场发展也不宜把融资多少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而是贯彻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把资本市场培育了多少创新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多少创新实用的产品,改善了市场内部结构中多少不平衡不充分、防止形成新的收入分配裂差放大器等内容,作为“监管产出”指标,这样的监管转向和发展目标是长期的。
资本市场具有资源要素流动性极高和强博弈生态特征,多重利益交织,实现资本市场强国还需久久为功大量扎实的工作。
笔者看来,资本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要减少新股发行总数量和速度。在不降低审核标准前提下,降低首发价格,同时增加首发可流通数量,大幅增加首发中签比例。
如果继续大量发行新股,铺摊子的后果非常严重,遗患会在几年后,到那时会更棘手。
因为通过控制首发流通股数量和比例,短期内吸引一级市场抽签申购,造成首发定价极高,随着这些新股可流通增加,大股东解禁和股东减持,多数股价整体下行,会带动指数下行,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
二是对于已经上市的企业,鼓励上市公司之间以市场化方式相互并购,注销相应股份,减少存量公司。
产业间的相互并购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提高管理水平,将分散的市场创新活动内化为企业内部的多层激励和效率,壮大企业实力。
目前我国交易所上市企业近350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达11700家,全国40家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达2.1万家,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总量上看已经达3.6万家。但如果扣除100家大型能源、金融等以国有资源为基础和少数竞争性行业龙头外,大部分企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
据统计,美国交易所上市企业约3700家,总市值约29万亿美元,与中国交易所市场总市值约60万亿元人民币相比,美国企业平均单体市值约为中国企业的3倍多。
如果看OTC市场,这个特征更明显。我国新三板市场上市企业11700家,总市值3.65万亿元人民币;美国OTC市场企业约3400家,总市值13.2万亿美元。在OTC市场上市的美国企业,平均单体市值约相当于中国企业的33倍。
在现代资源流动加速的社会背景下,大量低水平重复、不符合规模效应的企业,极易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或僵尸企业。全球企业界的经验表明,多数跨越式壮大的企业采用了并购整合的外延式发展路径。我国3.6万家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大量相互并购、发展壮大的机会。
三是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回购股份等方式减少股份,不再鼓励股份拆细。
大股东回购是最好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作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一方,大股东和经营层往往占据者中小投资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大股东的回购,表明大小股东利益是同向一致的。
这样政策导向的目的,是促使大股东更加注重企业经营实效,从而提振价格,形成长期向上趋势,发挥全社会价格指针效应。社保基金等作为投资也可以长期获益,形成弥补社保基金应对老龄化、保持流动性的良好效应。
据统计,美国标普500公司2014~2016年股票回购分别为5532.8、5721.6和5363.8亿美元。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成为支撑股票指数长期向上的一个重要力量。
四是加大对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行为的监测、预警和窗口指导,加大过程监管,推动上市公司提升实力。
上市公司是紧密连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载体,其经营质量是资本市场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作为公众公司,上市融资也是对公众股东的承诺和责任。
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改制背景多样,数量众多,经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对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反应迟钝,对企业发展方向思考甚少,几无战略管理可言。不少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核心信息缺失,公告内容顾左右而言他,主要罗列琐屑经营事项,有的甚至刻意回避重大资产运营情况披露。
有的大股东将大笔股权抵押融资后,经营其他个人产业,重要精力并没有放到公众公司经营上。更不用说有的公司上市主要目的动机不纯,甚至恶意掏空也时有发生。
上述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质量,中小股东无能为力。只能通过监管担当,织牢上市公司经营行为风险监管体系,促进上市公司规范经营,提升经营质量,必要时启动经营追责机制。
中国资本市场2017年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法加大了打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投资者保护得到加强,新股发行审核质量和激励约束机制得到建设。港、沪、深市场互联互通探索前进,资本市场国际化和开放逐步推进。主要股票指数总体稳定,融资有序推进,有力抵御了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监管思路由以结果监管为主逐渐增加了过程监管。
展望2018年,中国资本市场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影响。
一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步伐迟缓,2008年金融危机后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远未化解,危机的后续影响也延缓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
二是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周期由扩张刺激转向逐渐收缩,基准利率继续抬升对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形成压力。
三是我国金融市场内部涉及的房地产行业、信贷部门和资本市场部门不平衡短期难以发生根本变化。
上述不利环境,需要我国依靠改革和科技进步带动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2018年要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之一,这是考虑到国际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和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双重背景下提出的。
外部环境中,美联储加息和美国减税效应短期内不会结束,带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将直接给外围经济体的资金价格和资本市场带来压力。
国内方面,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不能掉以轻心。债务风险主要是政府债务和非金融企业债务率较高,资产流动性差,市场出清缓慢,特别是近两年来居民杠杆增幅较快,部分省份居民杠杆比超过了100%。
在金融市场资金价格上涨过程中,部分高杠杆债务链条的信用风险加大,可能相互传染蔓延放大,威胁社会稳定。
为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一是必须控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盲目借贷增加债务负担。
二是降低非金融企业债务率,通过企业资产重组、混合所有制和发展股权市场,降低非金融企业负债率。在居民部门作为资金提供部门的杠杆率增长较快的前提下,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显得更加迫切。
三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优化金融、实体企业、产品、消费者顺次环节的经济效率,堵塞漏损机制,将宝贵的金融资源切实投到实体经济循环中。只有一大批率先走出重围的骨干上市企业,并在资本市场得到体现,才能成为化解危机的支撑力量。
从金融体系内部看,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也极其重要。
目前,我国金融部门内部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银、证和保规模不平衡,银强资弱的总体格局还没有改变。
银行信贷部门的融资模式对社会创新的支持有限,一定程度上容易放大债务率。资本市场流动性强、出清速度快,权益债务关系清晰,是经济部门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包括技术、产品、管理和商业模式等的企业创新风险只有资本市场具有直接承担和分散功能,其他任何市场不具备这种功能和机制。
目前我国交易所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为0.75,而美国为1.45,是中国的一倍,我国资本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的潜力。
我国资本市场最薄弱的短板是存在结构性缺陷,除盈利较好的企业多数是资源型国有传统产业外,大部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整体较弱,尤其是中小新兴产业营商成本抬升,经营难度增大,亟待帮扶。
中国企业只有大规模革命性技术创新才能进一步带动产业革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庞大的居民储蓄,投资需求十分旺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就是要健全完善合理的储蓄转化投资机制,要不忘初心,想方设法保护好、发展好这块市场;
核心是按照“三公”原则维护市场基础制度,坚持保护所有的市场参与主体能够平等享有市场权利;坚持上市公司所有参与主体的同向利益机制监管,就是维护“三公”原则的有效抓手。
总之,只有依靠改革和科技发展,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才能实现可持续稳定增长,不被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缩表、加息和减税打垮,凝聚力量,奠定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坚实的物质和民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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